我院首次评出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这种相对性恰恰是它的人为性，需要客观的规范。

我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当代新儒学走一条哲学的路线，比如说《易经》经与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刚才李清良兄也说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是个并列，还是个替代的问题。

齐克果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是处在一个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中。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现在我们知道，有大量的做政治学，或者做法学的人，愿意在儒家思想方面做工作，那么为啥他们不是新儒家，而必然是只有几个哲学圈里的人才是新儒家呢？ 我觉得儒学的一个知识形态的展开，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回溯，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或者从梁漱溟、熊十力往康有为、章太炎回溯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探究一个儒学如何逐渐知识化的过程。这格局，当然是期期以为不可——这里谁又会认为可以接受呢？另外一个是张之洞。我要公平一点讲，我没有仔细读你们的著作，所以现在也不评论是不是学理上能讲得通，我还需要研究一下。

第二点，我觉得儒学研究应该以多种方式展开。比如讲君主制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在现实找一个君主。革命修养论者更加关注的，或者说其主要任务，是统一思想，是巩固和坚定革命者的品质，提高革命实践的成功率，甚至是掌握提高这种革命成功率的各方面技能。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第163页。12关于梁启超等人提倡新道德的说法，可参考陈来：《儒学美德论》，第2章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9—80页。26这是革命修养论继承儒家修身学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②例如王汎森就对于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资源在近代中国自我人格与心态塑造中的种种影响与作用做了深入的探讨。

作为一种修养论，革命修养论也一定遵循修养论的一般逻辑。而这样同时注重修养的两个方面，似乎就是继承了儒家修身学内圣外王的传统。

这种肃清一方面是错误思想在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肃清，另一方面也是在组织生活中的肃清。24下面我们从思想逻辑和组织逻辑两方面进一步加以解析。这表明，儒家修身学作为一套思想改造的技术系统，在通往现代化世界的路途中，还是可以有其普遍性意义的。组织力量之强弱，可以决定儒家修身学的成败。

14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3—14页。这就体现了它作为一种现代修养论的特征，不是遵循反抗的逻辑，而是遵循规训的逻辑。23刘少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在社会生产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关系，也同时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三者是同一个活动的三个不同方面。虽然我们可以把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看成是一种儒家的发展主义，但具体到个体工商户、企业家，他们如何把自己塑造成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却与任何修身学没有关系，并没有一套穷理、省察、迁善改过的技术手段为他们所使用。

二是为早期共产党人培养了修身学的兴趣，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修养论奠定了基础。在后革命修养时代，错过了回应韦伯问题的机会以后，消费社会中的市场主体不再需要一套自觉的修养技术，儒家修身学的未来还需拭目以待。

历史上的儒家修身实践，都是个人的自愿行为，即使形成团体，也只有松散的约束力，成员来去自由。41所以实际上，延安整风运动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由于面对同样的农民阶级，在采用农民阶级最可以理解的修身之道作为思想改造的技术支持方面，是异曲同工的。

【内容提要】 近年来兴起的工夫论研究启发我们从儒家修身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修养论。本文将考察第一个过渡时代中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修养论，它作为最具典范意义的现代形态，实现了对儒家修身思想的根本性变革——使之进化为一种现代化的修养体系。这种理解与把儒学抽象为形而上学理论不同，还原了儒家思想特重生活实践的本质，因此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解释框架。13近现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总在中西、古今之间寻求一种嵌合。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要遵从党的利益，而少考虑或不考虑个人利益，可见在省察克制的问题上二者又构成了道心与人心的对峙。尽管这一段从生产关系到阶级斗争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生常谈，但却一举改变了近代以来政治观念为西方所统一，个人修养以传统为主的道出于二的局面，意义十分重大。

儒家士人从来没有形成过现代意义上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本雅明的材料参见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7、8—11页。

尽管提高自身觉悟也反复被提及，但并不真的强调觉悟。⑨这套修养理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成效卓著，为后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其主要内容作为党建思想延续至今。

48陈来：《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化》，载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4页。例如有一种认为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可以一下子肃清的观念，被称为斗争中的绝对态度。

当然，革命修养论中的一些内容是传统儒家修身思想所不能涵盖，也无法转出的。451949年以前的延安以及1949年以后的中共，在‘将隐私公开化以供他人批评的思想系谱中，有两个明显的变化，自愿的道德向上动机逐渐被政治上的控制所侵蚀，自发的组成逐渐变成政治组织中强迫性的活动，而其共同特色即是私人道德领域的逐步政治化。①实际上，后两个过渡时代中的修身思想严格来说都不能直接看作儒家的修身学，而只能看成是儒家修身学的变化形态。在当时确实有不少知识分子，例如章士钊、陶行知、吴觉农，认为全保农化可以完成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独有之贡献。

【作者简介】 焦德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Jiao Demi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进入专题： 儒家修身学 。罗志田：《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47页。

因此，差异是明显的，革命修养论是一套自觉的实践，这种自觉的主体塑造，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中似乎没有见到。谢觉哉：《不惑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29页。

在这里，党性／阶级性与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关系类似。当然，国民道德修养的现代结构雏形和革命青年个人与小团体的修养意趣，并不足以充分地解释革命修养论的诞生。

35可是，革命的修养虽然也通过学习革命理论继续完成思想转变的任务，却并不以这种突然的、爆破式的断裂为主要目的。例如政治性公德压倒社会性公德，也是这种后果之一。宋明儒者大概无法奢望看到整个官僚系统全部被动员进行道德自修和省过共修的宏大场面。行政命令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修养实践的效率。

一是已经具备了向现代修身思想转化的结构雏形。⑥如今，相关的思想史研究除了一些站在价值立场上的反对声音以外，⑦似乎基本取得了共识。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第161页。不过，革命修养文化的扩大所带来的影响不太可能迅速消除。

40革命修养论具备福柯所讨论的塑造主体的各种模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法承担的是通过知识塑造主体，整风运动中的组织修养是通过权力塑造主体，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思想斗争则是一种自我技术。然而，在清代中叶的乾嘉朴学那里，儒家修身之道的精神已经式微。